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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70年:高等教育國際化特征與趨勢

發布時間:2019-10-24 作者:李盛兵 來源:《北京教育》雜志

摘 要:新中國成立70年來,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實現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與國際化。通過研究發現,對外開放一直是我國高等教育的重要政策,高等教育國際化與國際關系的軌跡是同步的,其特點是由單一向綜合發展,并逐漸實現從跟跑到并跑與領跑。

關鍵詞:高等教育;國際化;新中國成立70周年

本研究無意將新中國成立70年來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做一個歷史的梳理,主要是從整體上考察新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思想、特征和趨勢,以期以一種簡潔和概括的方式來闡述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未來發展方向。

對外開放一直是新中國高等教育的重要政策

在常識中,人們認為只有1978年后才開啟了改革開放,高等教育的國際化是改革開放之后的事情,而之前是閉關自守的。實際上,除了少數幾年外,對外開放一直是新中國高等教育的重要政策之一。這是一個必須糾正和重新確立的關于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基本認識。如果把新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分為“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前、“文革”和“文革”后三個時期來考察,除了“文革”期間有幾年中斷外,對外開放一直是高等教育的主要政策。

在“文革”前17年中,1957年以前我國高等教育是在美國對我國進行封鎖的國際背景下以蘇聯為師,全面開展與社會主義國家和周邊國家的學生交流、教師交流、大學辦學模式和課程的學習與引進。這一時期,我國派出的留學生數量眾多,國際化程度高,在當時的世界上也是罕見的。1949年—1956年期間,我國共派出各類留學人員(含與蘇聯援建的工業項目相關而派出的實習人員)約1.6萬人,其中約91%是派往蘇聯的,約8%是派往其他國家的。[1]而1954年在美國的外國留學生總數僅大約為3.5萬人。[2]這說明新中國政府對建設民主、富強國家的決心和對科學技術人才及國際人才的重視。這一時期,學生國際交流政策是雙向的,不僅向社會主義國家派出大量的留學生,而且接受社會主義陣營特別是越南和朝鮮的留學生。1950年—1956年,來華留學生累計達到1,891人,其中來自越南和朝鮮的有1,626人,占86%。[3]為周邊社會主義國家培養各種人才。另外,引進蘇聯專家和接收1949年前出國的留學生,以對新中國經濟社會建設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為了建設社會主義的高等教育體系和工業體系,1949年—1957年,我國高校共聘請了蘇聯專家754人,講授1,600多門課程。[4]與此同時,新中國政府于1949年12月成立“辦理留學生回國事務委員會”,負責動員和爭取當時在國外的留學生。據統計,當時在國外的中國留學生約有5,096人,主要分布在美國(3,066人)、日本(1,187人)、英國(460人)、法國(190人)等國家。[5]通過積極的動員工作和相關政策,先后有2,500多名原在歐洲和北美資本主義國家的留學生回國工作,[6]包括鄧稼先、朱光亞、華羅庚、梁思禮、錢學森、李四光等一大批杰出科學家,為我國的“兩彈一星”、科學技術和現代工業的建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1957年后到“文革”前,在中蘇關系惡化及蘇聯撤回全部專家的背景下,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工作開始調整方向,由面向蘇聯及其聯盟轉向歐洲、非洲、亞洲非社會主義國家及周邊國家。在政策上,我國政府重申“留學生工作,在加速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趕上世界先進科學技術水平的歷史任務中,是一項重要工作。同時這也是外事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加強同兄弟國家的友好團結和其他國家的文化交流有著重要意義。”[7]在學生國際交流上,在繼續向社會主義國家派遣留學生的政策下,加大向資本主義國家派遣留學生的力度,不斷吸收外國先進科學技術。從1957年到1965年,向意大利、比利時、瑞士、瑞典、丹麥、挪威等國家派遣200余名留學生,主要學習外語和科學技術。同時,我國接受來華留學生工作超過了前期水平。通過實施接受來自社會主義國家、亞非拉民族獨立國家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包括英國、美國)留學生的多邊政策,該期間的來華留學生數達到了5,200多名,[8]使得我國接受留學生的國別和數量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

“文革”期間,我國教育遭到了極大破壞,前六年停止了高等教育對外交流,在外留學生被召回,不再派出留學生,也不接受外國留學生和專家。1972年,隨著中美建交,我國高等教育的對外交流逐步恢復。1972年—1978年,我國向49個國家派出了1,977名留學生,接受了來自72個國家的近2,100名留學生(1973年—1976年),[9]并執行了向法國、英國、加拿大等國派遣少數學者短期講學的政策。“文革”后期的高等教育國際化工作的恢復與發展,為改革開放奠定了必要的基礎。

1978年,改革開放的全新政策開啟了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黃金時代。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國高等教育全面對外開放,在充分研究學習國際高等教育模式基礎上努力構建中國特色的高等教育體系和模式。經過41年的發展,我國高等教育已經由邊緣走向中心,成為世界高等教育的重要成員,不僅是世界公認的最大留學生輸出國和幾大重要輸入國之一,而且是高校國際合作辦學的最重要國家,SCI論文發表數量也位列世界第二。

綜上,除了“文革”時期前六年中斷外,對外開放一直是我國高等教育的主要政策。我國政府始終把高等教育國際化作為趕超世界科技水平,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培養社會主義的建設人才和國際人才的重要手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內容隨著國際關系、世界局勢和我國政府工作中心轉移而發生著變化。這種變化符合教育的外部關系規律。

高等教育國際化與國際關系的發展軌跡同步

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不僅與國際關系密切相關,而且發展軌跡非常同步。新中國成立70年來,是我國不斷探索不同國際關系的70年,是我國政府為了國家富強和現代化而贏得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的70年。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是隨著“文革”前、中、后的國際關系的變化而變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進入“冷戰”時期。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 “相互遏制,不動武力”,展開了數十年的斗爭。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對蘇聯奉行“一邊倒”政策,加強與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外交關系。1949年—1956年,僅有29個國家與我國建立大使或代辦級外交關系,其中9個是蘇聯和東歐人民民主國家,10個是朝鮮等周邊鄰邦國家,4個中北歐國家,3個阿拉伯國家以及有非正式的代辦級外交關系英國和荷蘭。[10]這一時期,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主要面向蘇聯、越南、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派遣大量的留學生,學習和引進蘇聯的高等教育體系和課程體系,是一種典型的“輸入”型國際化模式。1957年后,隨著中蘇關系的逐漸惡化,在赫魯曉夫謀求蘇美合作的背景下,我國積極尋求建立與新民族獨立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外交關系,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打破蘇聯和美國兩個超級大國的封鎖和孤立。至1965年,與我國建交并保持外交關系的國家達到47個。[11]這一時期,我國除了繼續向社會主義國家派遣留學生外,加大向亞非拉歐等資本主義國家派遣留學生的力度。雖然向非洲、歐洲派遣和接受的留學生數量少,但擴大了教師和學生交流的范圍和影響。

“文革”十年,我國對外關系發生了“前抑后揚”兩種極端情況。“文革”前期的中外關系受到極“左”思潮的極大干擾與沖擊,“出現嚴重倒退,對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斷。中國與其他國家間元首和政府首腦級的互訪急劇減少,實際退出了幾乎所有的國際組織,也不出席國際會議;外貿進出口大幅度下降;派出的留學人員全部被召回國,也停止接受外國留學生。更嚴重的是,在這段時間里,中國同已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個國家中的近30個國家發生了外交糾紛,駐若干國家的大使館受到沖擊,同一些國家的外交關系甚至惡化到降級或中斷的嚴重地步。”[12]1972年后,隨著中美關系正常化、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恢復和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國與西方國家關系得到迅速改善,中國對外關系出現出乎意料的高潮。到1973年底,中國已基本完成同美國以外的發達國家的建交過程。到1976年,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已經達到111個。[13] “文革”前期6年,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處于長期停頓狀態,后4年開始向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日本、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派遣教育代表團、留學生并接受了72個國家的來華學生,為進一步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

改革開放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走上了一條正確的道路。與此同時,我國對外關系也進入一個最佳的長期發展階段。到1982年底,與我國建交的國家已達到125個。隨著1989年戈爾巴喬夫的訪華以及冷戰的結束,與印尼、越南外交關系的恢復等,到1992年,我國與世界上154個國家建立正式外交關系,同世界上200多個國家建立了經貿、科技和文化交流與合作關系。[14]截至2018年8月,與我國建交的國家達到了178個。這一時期,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進入黃金時期,無論是在立法、政策、財政還是國際交流與合作的規模,都達到有史以來最好的水平。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有中國留學生,中國成為全球化高等教育的重要成員。

高等教育國際化由單一走向綜合

新中國成立70年來,高等教育國際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由單一向綜合發展。關于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認識,有如下幾種:一是高等教育理念、模式的國際化;二是高等教育活動包括人員流動、課程、研究和合作辦學的國際化;三是本土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和外部國際化(External internationalization)。根據這些認識,我們發現新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是由單一向綜合方面發展。與上述三階段分期不同,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內容演變可以分為改革開放前后兩個階段。

改革開放前,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活動單一,僅限于人員和課程,并且教師和專家交流也止于1960年蘇聯專家的全部撤離。新中國成立后近30年的學生國際流動是高開低走,前7年達到高潮,但是隨著中蘇關系的破裂以及“文革”的破壞,又跌入低谷。教師的國際交流和課程的國際化亦復如此。1949年—1960年,我國先后聘請848名蘇聯顧問和專家在中國高等教育部、教育部、高等學校、中等技術學校工作。1960年蘇聯專家全部撤離后,至1966年我國聘請英語、法語、阿拉伯語、日語等各類語言專家共151人。[15]外國專家聘任在“文革”前期終止后,于后期的1975年先后聘請英國、澳大利亞、法國、民主德國四國語言專家17人。在課程上,1952年—1956年我國全面學習蘇聯專業模式和課程模式,組織翻譯出版1,393種蘇聯高等教育教材,所聘用的蘇聯專家直接講授1,600多門課程。1957年,實施了“把英語作為外語教育的第一外語”的政策,嘗試實施從資本主義國家有選擇地引進教材,以改變單一引進蘇聯高等教育教材的現狀。1963年,從資本主義國家集中進口了一部分工科基礎教材。[16]“文革”期間,課程國際化工作也停止了。

改革開放后,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通過41年的探索、發展進入到綜合發展階段,在人員流動、課程、研究和合作辦學的國際化,本土國際化和外部國際化等方面都獲得了巨大發展,舉世矚目。在學生國際流動上,我國不僅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留學生生源國,而且是世界上三大留學目的地之一。2018年,我國出國留學人數達到66.21萬人,來華留學生有49.22萬人,來源地從1978年的72個增加到2017年的204個。從1978年到2018年底,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累計達585.71萬人,其中153.39萬人正在國外學習和從事研究。[17]中外合作辦學是改革開放后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新突破,1995年頒布《中外合作辦學暫行條例》,截至2019年6月,全國經審批機關批準設立或舉辦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共計2,431個,包含理學、工學、農學、醫學、法學、教育學等11個學科門類200多個專業。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每年招生超15萬人,在校生超60萬人,其中高等教育占90%以上,畢業生超200萬人。[18]在課程和科研國際化上,我國也發展迅速,引進國外先進的高等教育理念、教材和方法,如通識教育模式、卓越工程師、研究型大學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1998年開始的世界一流大學建設工程—“985工程”和2017年開始的“雙一流”建設計劃,大大推進了我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水平和教育質量。

高等教育國際化逐漸實現從跟跑到并跑與領跑

國際化不僅是國家現代化和教育現代化的手段,而且也是其中的重要內容。同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與高等教育現代化建設一樣,70年來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也逐漸實現從跟跑到并跑與領跑。這里需要指出的是,跟跑、并跑和領跑的對象是以歐美為首的發達國家。新中國成立以來,“趕英超美”一直是我國政府和人民共同的信念、目標和動力。相對于第三世界國家,我國處在長期并跑和領跑的地位。

與發達國家相比,70年來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大部分時間都處在跟跑階段。“文革”前的17年,我國全面引進蘇聯高等教育制度、課程、教材,構建社會主義高等教育體系。不僅如此,我國政府還派遣大量留學生去蘇聯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聘請一大批蘇聯專家做高等教育部顧問和高校教師,盡力接收中國海外人才和留學生,幫助建立新型社會主義大學、課程體系,提升我國科技水平、教師水平以及教育質量。不過這一時期,隨著中蘇關系的破裂以及后期的各種運動,打亂了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跟跑的節奏,錯失了趕上的機遇。“文革”時期,我國高等教育事業受到極大的破壞,高等教育國際化跟跑變成了停止和混亂。改革開放后,我國重新確立實現現代化的目標,重啟“趕英超美”的動力,走上跟跑的快車道。一方面,進行“撥亂反正”,恢復破壞殆盡的高等教育體系、高考和師資隊伍;另一方面,實行對外開放,學習歐美高等教育理念、體系,派遣留學生和聯合培養博士研究生,實施大眾化的高等教育,啟動“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到2003年,我國來華留學生為7.8萬人,到日本的留學生為10.9萬人,法國為14萬人,德國為22.4萬人,澳大利亞為23.3萬人,英國為24.3萬人,美國為58.3萬人,我國還是處于跟跑階段。

進入到“十三五”,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進入到并跑以及朝著領跑邁進的時期。在派遣和接收留學生規模、跨境教育、科研國際合作與發表、世界一流大學等方面,我國與發達國家開始勢均力敵,并且處于一個高速、加速發展新時代。可以預見,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并跑時間將會縮短,某些領域會提前領跑。(作者:李盛兵,單位:華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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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18年度我國出國留學人員情況統計[EB/OL].(2019-03-27)[2019-08-28].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3t20190327_375704.html.

[18]新時代如何發展中外合作辦學[EB/OL].(2019-08-05)[2019-08-28].http://edu.people.com.cn/GB/n1/2019/0805/c1053-31276052.html. 

《北京教育》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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